返还扩张全部属于法定扩张、行为扩张，征税权扩张以后，第三人应当把征税权扩张力所及的财产返还给纳税人。
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征税权扩张的具体制度，但学界尚未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对其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进行探讨，导致我国征税权扩张和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税法上比较常见的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在我国都已经建立。
从整体第三人的角度出发，征税权扩张有利于保护整体第三人的权利，这是二者的统一面。因此，征税权扩张是应对纳税人独立财产权的必然选择。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严格遵循代理制度，税务机关无法强制执行第三人的财产，但这种结论会导致国家税收权益的损失。征税权扩张的合法性首先来自征税权本身的合法性及其必需性。
（一）我国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现状我们已经建立比较完备的征税权扩张制度，对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的制度也比较完善。由此可以间接推论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纳税义务的承担制度。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中可以察看到党的影子。
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讨论党章与宪法的关系，不能隔离两者，但更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之间的高度契合，妥善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在国家最高法中的地位，又确保了宪法与党章之间的彼此独立性，坚守住两者应该有的本分。党章规定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宗旨与奋斗目标等内容，这代表了全党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利益，集中了全党的意志、信念和愿望。
从组织章程言，其仅仅针对全体党员，但总纲内容体现党作为领导党，其不同时期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使命，以此来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意志，随其内容的变化，也势必影响到宪法内容的变化。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主权概念由16世纪的法国学者布丹在《论共和国六书》中首次系统讨论，但在他那里，主权属于君主。宪法的序言中明确了中国的过去是党领导的，中国的今后将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但在宪法正文中并未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是通过宪法所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内容来约束与规范党的执政权。这一点有学者曾撰写文章开列药方以来实现执政党模范守法{30}。党章兼具了纲领与章程的双重性质与功能。
将党章定性为章程而非法律，并非是在降低党章的地位与作用，相反，这对于理顺党章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着重要意义，进而也更有利于章程的执行，发挥出章程的最大功效。现实不合理的存在，虽然无法抗拒，但一定要有勇气不去迎合这种不合理的存在。党以政生，政以党生，政党是政治民主化之产物，政党又以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促进民主政治的增长{31}。宪法正文内容在于明确我国的基本国家制度、配置国家机关职权、保障公民权利等内容，一切都用于调整国家与公民这一根本社会关系，这是宪法的本分。
固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在本质上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但在实践中必须严格区分开来。除上述宪法根本性特征外，我国宪法序言宣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作为现实政治世界中的国家机关则掌握主权的使用权，作为使用权的主权是具体的、可分的、可代表的。二战后，由德国率先引发为政党立法的行为，后来许多国家效仿。
荷兰两位学者对142部宪法的设问与统计中有比较客观的数据可以表明这种状态。首先，党章总纲包括19个自然段落。依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总纲部分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第三，党章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规范。二战后，西欧国家的宪法中，出现了不少政党被明文规定于宪法的例子，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联邦德国基本法。指出八大党章是对革命时期与建国初期党的人民主权理论的全面总结。
其次从法律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所有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若抵触则无效。对此，毛泽东认为一般地说，法律是在事实之后，便在事实之前也有纲领性的。
[10]转引自许志雄：《宪法之基础理论》，稻禾出版社民国81年，第204页。党章与宪法的契合途径表现为： 党的活动必须立于宪法框架内。
第一，党章是党的整体意志的体现。如果从法的最广义角度，其实质即为一种约束和调整人的行为规范。
三是以规定、办法和细则为基础的具体规则{15}。最后从制定与修改程序上，宪法的制定与修改程序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与其他法律的制定与修改相比，更为严格与复杂。[8]有关人民主权理论可参阅{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1}[2]党章对宪法的政治影响客观存在并不可忽视，但党章是调整党员内部关系的最高规则，这是党章的本分。
宪法与现实的适应理应遵循能解释就解释，用尽解释依然无法解决问题时才得以修改宪法，修改是万不得已情形下使用的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须是选票而不仅仅是民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由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为以民主选举为主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其赞成宪法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体现事实，另一部分体现纲领性的内容。
其余与党相关的内容都置于宪法序言之中，共计出现5处中国共产党。此后，这种理论一直影响着自1781年的巴黎公社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
另外，还有类似政党法治这样的概念，政党法治是指以政党章程和国家宪法作为政治活动的总规范，政党法律和国家法律对政党权实行全面规制的政党管理模式。用根本大法或宪法来形容党章，从起源上可归于党内法规这个名词。党在宪法的框架内赢取自己的执政权，从而确保历史中形成的领导权，而不是依赖历史中形成的领导权直接行使执政权。有16．2%的宪法仅仅承认某一个党为执政党{33}。
随着政党的兴起与发展，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第二，党章是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
[2]对此观点笔者持不赞成态度，详细可参阅拙著：《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9期。除1988年第一次修宪不涉及序言外，其余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宪法序言内容部分的修改，并全部集中于序言的第7与第10自然段。
党章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力争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吸引中国人民信任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体现，但绝不意味着因此党章就具有对全国人民的约束力。{36}宪法为政党提供执政的合法性与宪法依据的同时，其本身又是政党与人民意志沟通与交汇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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